【跟着《年谱》读《毛选》（007）】《反对本本主义》（2）
中央领导再次急躁
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把准备武装起义、建立全国政权定为全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决定红军“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指责“朱毛与鄂西的红军中还保存有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强调“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亦必须以组织地方暴动建立城市领导来打破过去苏维埃政权躲避乡 村或将苏维埃秘密起来之种种取消和保守倾向”；提出“扩大红军的总策 略是要建立在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
3月上旬，毛泽东和朱德部署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吉水县水南一带做群众工作。在水南主持召开中共共同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与会者经过讨论认为，红军向北、向西发展都受敌军阻拦，只能向东或向南发展，应当改变进攻吉安、夺取江西全省的计划。会议决定，红军向东发展，由江西广昌进驻福建建宁。
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要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向江西发展”，并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
攻打赣州失败
3月11日-14日，毛泽东在兴国召集中共县委负责人会议，对支援前线、扩大红军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作指示。指导召开兴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兴国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兴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获悉驻赣州敌军金汉鼎部开赴福建打卢兴邦，同朱德决定，乘虚袭击赣州。
3月16日，当红四军一部急行军三天到达赣州城郊时，方知金汉鼎部第七十团由万安返回赣州城，闭门扼守。红军当日从东、南、西三面发起猛攻，因地形不利和缺乏攻城武器而未能攻克。这时，毛泽东从兴国赶到赣州红军前沿阵地，观察研究敌我态势，认为难以攻下。中共共同前委研究决定，放弃进攻赣州计划，随即撤出战斗。
3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指出这次未能攻克赣州的教训是：一、对敌情判断不确；二、没有预先观察地形；三、事先无充分准备；四、上下决心不一致；五、战场报告不确实；六、不按时发动总攻；七、 一部分指挥官指挥不当。训令要求各部自行召集军官会议讨论总结，批评缺点错误，并将情况报告军部。
与中央指示相悖
3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攻克南康县城。二十五日，攻克大余县城。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对红四军的行动提出指责： “报载你们渐向大余、信丰进展”，“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是相背驰的”。
3月27日，毛泽东在大余县城，先后召开南康、信丰、南雄等县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以及南康、信丰、大余、崇义、上犹、南雄等县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就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作具体指示。
4月1日，趁军阀混战、广东空虚之机，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广东南雄进发，打通粤、赣边境。跨越梅岭关，指挥红军打败广东军阀的两个营，俘虏数百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乘胜攻克南雄县城。
4月2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一文，提出“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战略”；指责“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
4月3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指出：全国革命形势走向高潮，“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省，而以武 汉为中心”，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信中要求红四军同红三军联系，坚决向赣江下游发展，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4月上旬，毛泽东在广东南雄领导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在城内筹款实行保护中小商人的新政策，对有二千元以下资本的商人不筹款，对有二千元以上的按累进比例征收。对于土豪不是筹款，而是罚款。筹款之后，张贴布告，宣布红军筹款方法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这样做为一般的中小商人所接受。
4月10日，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攻占信丰县城，歼敌一千七百余人。4月11日，出席庆祝信丰解放的群众大会并讲话。稍后，同朱德召开第一、二、四纵队司令和纵队党代表会议，决定向安远、寻乌推进。
4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指出：当前我们关于红军的策 略是坚决地进攻，要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地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要求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地扩大，急进地向外发展”，并“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争取武汉及邻近数省的首先胜利。
4月17日-20日，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信丰县新田圩出发，经安远县境进驻会昌县城。会见于都县盘古山矿工和靖石农民三百余人，听取他们的汇报，指示他们成立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二十二纵队，并给他们派军事干部，拨发枪支弹药。
4月24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并转红三、四、五军总前委，提出：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只有总前委的集中指导是不够的，应当立即成立红三、四、五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第六军应按中央统一规定改为第三军。来信指定毛泽东必须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4月下旬，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到达会昌县筠门岭。同意红四军政治部发布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宣传员工作纲要》。这个纲要特别规定， “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每一宣传员要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置”。在会昌筠门岭召集染布、木工、缝衣、刨烟、理发等手工业工人代表开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生产和生活情况；并号召他们成立赤卫队，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4月下旬，和朱德部署红四军一部和寻乌地方革命武装红五十团，歼灭寻乌县澄江的地主反动武装，俘敌千余人。5月2日，红四军攻克寻乌。5月6日，听取中共寻乌县委负责人汇报，指示召开寻乌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寻乌县苏维埃政府。
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战术、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等，并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合编为军团。毛泽东因不能离开红四军，前委派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出席会议。熊寿祺在会上作了《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
这次会议对红军的建设、战略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有错误的提法，如“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 “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
5月20日-23日 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毛泽东、朱德等缺席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议讨论了红军的组织和苏区建设问题，通过《政治决议案》、《土地暂行法》等文件。会议提出无条件地扩大红军，继续宣传土地国有等主张，¨认为目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和富农路线”。
5月，毛泽东利用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进行寻乌社会调查，接连开了十多天调查会，作了他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同月，毛泽东写《调查工作》一文。这是毛泽东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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