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的爱国主义与赫鲁晓夫的改革
在一个国家中，爱国主义的强盛通常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教育做得相当成功。以苏联为例，早期的爱国主义教育相对扎实，但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这一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政策，实际上掀起了社会上对斯大林及其时代的广泛反感。许多人开始将斯大林视为“恶魔”，这一反斯大林的潮流蔓延开来，尤其在赫鲁晓夫时期，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反对斯大林，而这一点也为苏联社会带来了难以逆转的影响。
尽管斯大林在历史上并非完美无缺，但一个国家如果持续抹黑自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将无法传承其民族精神与文化遗产。斯大林的政策和领导对苏联的崛起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若没有斯大林的领导，苏联可能不会取得今天的地位。然而，若一味否定斯大林的贡献，苏联社会的文化和历史也将变得支离破碎。
赫鲁晓夫及其后继者勃列日涅夫尽管试图修复这一局面，但始终未能完全消除对斯大林的抹黑。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的负面形象依然深植人心，尽管有所修正，但反斯大林的情绪并没有完全消散。
展开剩余74%苏联异见分子与知识界的角色
自赫鲁晓夫改革以来，苏联社会的异见分子逐渐增多。起初，这些异见分子还未敢公开反抗苏联政权，但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异见分子开始活跃，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和学者中。这些人，常被称为“公知”，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推动下，开始公开反对苏联体制，呼吁揭露历史的“黑暗面”，并主张摒弃苏联体制，推崇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的行为，甚至成为了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例如，赫鲁晓夫时期的拉克申，他是苏联“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坚定支持西方的自由化改革，主张彻底取消苏联现有体制，移植西方制度。雷巴科夫，则因其反斯大林的文学作品《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而广为人知，该作品被禁20多年，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重新出版。此外，索尔仁尼琴也是反苏派的典型代表，他因公开批评苏联体制而被驱逐出境，并成为西方的文化偶像。
苏联解体后的悔恨与反思
随着苏联的解体，许多曾经积极推动反苏思想的“公知”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在看到新俄罗斯的衰弱以及社会动荡后，很多人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拉克申曾以为苏联解体后会迎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但现实让他感到深深的失望，最终他因抑郁症自杀。雷巴科夫则为自己曾参与的“反苏”活动深感悔恨，他表示这是“无法原谅的错误”。康德拉季耶夫也因经济危机与民众生活困苦的局面，选择自杀，他感到对苏联解体负有责任。
此外，德鲁宁娜等人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也因对俄罗斯局势的忧虑，选择了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不愿看到俄罗斯的衰弱和崩溃。索尔仁尼琴的转变也令人震惊，他在美国批评西方制度，回到俄罗斯后更是公开反思自己过去的言论，直言自己“害了俄罗斯”。
外界对苏联“公知”转变的困惑
外界普遍感到困惑，为什么这些曾经公开反对苏联的知识分子，在苏联崩溃后却纷纷反悔，甚至选择自杀。实际上，这种变化有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许多苏联“公知”在当时并未完全意识到自己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他们盲目地支持西方的自由主义，甚至未能洞察到西方国家通过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来达到瓦解苏联的目的。
其次，苏联解体后的国家现状与他们当初的理想大相径庭。许多“公知”期待的西方式自由民主并未到来，反而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陷入了衰退，人民生活困苦，令他们深感失望。
最后，这些“公知”在苏联时期享受过体制内的优渥待遇，但随着苏联的崩溃，他们的特权也消失了。失去了过去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这让他们陷入深深的困惑和悔恨。
结语
从苏联解体后的反思与悔恨来看，许多曾参与推动苏联崩溃的知识分子，最终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历史的转折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而苏联的解体，也提醒我们，国家的命运不仅仅由政治制度决定，更与历史的积淀和文化传承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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